通联随配志愿军战俘回国人员的坎坷经历（27下）

作者：贺明通联随配

申诉不但筹措路费是一大难题，到了北京吃饭住宿也是个不小的难题呀!

归来者的处境几乎都是艰难的，政治上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经济上是靠日平均不到四角钱的工分值，顾了吃，顾不上穿，哪有盈余钱买车票呢。当时实行粮票制度，农村人外出要用粮食换。外出无钱吃不上饭，有钱没有粮票也买不到饭吃。到战友家、亲朋家，别的都好说，唯独粮票最难办。因为它是按人口按劳动工种定量的，别人多吃一口自己就少吃一口。

这些被列入另册，被压抑、蔑视、迫害了二十五六年的6000 多归来者，好容易等到有把自己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时机了，怎么能因为费用短缺，困难重重而不到北京去上访呢。他们横下一条心：不论有多大困难，即使砸锅卖铁，沿门乞讨也要进京上访 ……有的人到北京是有目标的，或找亲戚，或找在位的知心战友。更多的是找同病相怜有着共同要求的，同舟共济过的，

现在仍在挣扎的老难友，这就是张泽石、姜瑞溥和汪尽、曹月乔等。

张泽石当时是石景山中学的教员，同时也为推倒扣在自己头上“大右派”、“大叛徒”等帽子，而往返于中央及有关部“信访站”的上访者。

于是来北京上访者都要找他。特别是原集中营的主要领导人吴成德、赵佐端、孙振冠、张城垣、马兴旺等人是他家的常客。

在他新著的《战俘手记》第十章里记述说：“我已无法计算在我家里接待过多少上访的难友!听了多少辛酸的故事，心湖里刮起过多少感情的狂澜!'

在这一段，他受战友的委托对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的申诉稿进行了精炼加工，即于1978年12月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军委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东北军区等领导机关分别作了递送。

赵佐端等也曾写信给他：“为了提高效率，今后凡是需要以我们的名义向中央申诉的，就由你直接写好，写上我们的名字即可，我们全权委托你了。”

1979年2月18日，孙振冠、顾则圣来到北京，向张泽石商量联名给中央写申诉信。起草过程中正好马兴旺、陶钧善、彭林也在场，写什么，大家都参加了热烈地讨论。初稿写成后，得到了他们同师战友，但有幸突围的，现在已是名作家孟伟哉的“参谋”和文字上的润色，使他们的申诉又增加了“本应受到国家奖励的”新的认识，理由更加充足，分量更加浓重，题目更加鲜明：“强烈要求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为我们6700名原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斗争的被俘人员平反冤案!'。

张泽石还在1979年6月同来京上访的张城垣商议，向正要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案委员会写出申冤的“申诉书”。即1979年6月18日那封文字虽然不长，立意深邃，举例确切，句句血泪，字字千斤的《申诉书》。值得庆幸的是：《申诉书》引起郭沫若、巴金、茅盾、冰心、臧克家等委员的强烈反响，并随之联名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遭受迫害的历史问题彻底调查解决'的提案。随后人大常委会责成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此案负责调查处理。

当时还没有退休的张泽石既要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又要安排来京上访战友的生活通联随配，他的家亦很困难，有时，他同张城垣两人每天到中央上访接待站领六个小饼子充饥。

张泽石为了减少难友们因急于落实政策都往京城上访的经济负担，减少总政因人太多和太集中上访人力物力上的负担，自告奋勇向总政有关同志表示：不但承担了汇总部分来京上访难友的上访内容，进而分赴祖国东北、西南、向难友们调查采访。

在总政同意和许多难友的支持下，他到了长春、沈阳、本溪、鞍山，见到二十多年前在战俘营受折磨的许多老难友、老领导，在沈阳见到了安保元、郭乃坚、杨永成时，大家无以自控地抱在一起流泪，已经胡子满腮的郭乃坚不是啜泣，而是放声嚎啕大哭 ……

在成都他见到了钟骏骅。听到难友们转述高攀被打成“反革命'已死在劳改场，其妻上诉无着的悲惨情况。在重庆见到了何平谷、黎子颖。在武汉见到了李喜尔和彭林。

难友们一把血、一把泪地倾诉了二十多年来所遭受的各种迫害的悲惨经过。回到北京后，张泽石不负重托，把难友们的申诉分成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了系统地综合整理，然后呈送到总政，作为总政落实政策的重要根据。

姜瑞溥记得，第一批抵京找他的有四川的张达和丁先文，他俩因“文革”中被批斗得在四川无法存身，跑到北京来上访，希望总政能出面说句公道话，但追捕他们的“通缉令”已贴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1978年底，上访形成高潮，人们的侧重点放在要求军委纠正昌图政审结论处理不公的政策问题上。在这期间，孙振冠、赵佐端、杜岗、彭林、孟晓峰、李喜尔、张城垣、马兴旺、张光普、陶钧善等都来过。

姜瑞溥那时每月75元的工资，加上妻子的，也不过220元。两个孩子，人均只有55元生活费用，全家四口人住在一间仅有11平方米的房子里。难友来了，他要极力克服两大困难，一是吃饭问题，先要和妻子商量检查钱粮数，大家凑粮票，碰到月初，发工资，还能大方几天，赶到月底，只得大家都当和尚，一起吃素饭了。晚上，他同难友挤到小钢丝床上过夜，妻子和女儿挤在大床上。来人多了还睡不下时，把两个箱子接起来当床用。再挤不下时，有人钻进床底下打鼾了。

瑞溥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内心仍过意不去，总给难友们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望多包涵”。难友们非常理解他，总是异口同声地说：这我们已经十分满足了，影响你们全家的生活，我们早已过意不去，你还向我们道歉。于是，大家紧握着手，会心地笑了笑。

汪尽同张泽石、姜瑞溥比起来，是得天独厚的。他负伤被俘后长期住院，躲过了刺字，也不存在“暴露身份”、“丧失党的气节”等问题，因而是恢复军籍的少数人中之一。更主要的是：他的父亲汪洁修，曾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中将),任过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的参谋长，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有所贡献。

全国解放后，政府给予了诸多的优待。汪尽复员后第三年，父亲逝世了，政府对其家属仍然有特殊照顾，汪尽因此就业较早，加之本人积极干练，密切联系群众，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工作模范。“文革”中虽然也因被俘挂了个边，很快就无事了。1979年上访高峰时，他已是北京宣武区毛纺厂厂长，1980年兼广安门饭店经理。

上访之初，人们知道他的较少，时间一长，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了。开始难友们也心里打鼓，一度接触后，都说他待难友不但热情，还管吃和住，有时还管交通(饭店还有4辆车)。

1991年秋天笔者访问他时，他对我说：

一次河北唐县同时来了5人，说是从朝鲜一起回来的人要找我，我一听就明白，赶快把他们迎到会客室。交谈中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仔细端详他们容颜，询问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个个衣着褴褛，面色灰暗，有的鬓发皆白，显出老态，有两个都已50多岁了，尚未结婚 ……其中还有一个是断了五个脚趾的残废人，但未得到政府承认，也无抚恤，我落泪了。还有个小女孩，就是张荣爱，她是为父亲张祥林被打成“叛徒”、“反革命”来申冤的。

我看到他们疑惑而乞求的眼光，莫待他们开口，我大声地说：战友们，不管过去认识不认识，咱们都是朝鲜一起遇难的战友，来了统统欢迎，赶快先住下，房费饭费都免。我这一说，他们那颗忐忑的心才定了下来。

他们住了些日子，我又帮他们同张泽石取得联系，他们要上访的机关，要递送的申诉，在张泽石等同志的帮助下，都件件达到了目的，又得到了张城垣的帮助，返回时总政给车站军代表写证明信，办了免费票。他们深切感到难友间的情谊是无价的。

张荣爱来过多次，为了住宿的方便，我把她带到家里，我妻刘淑兰是个热心肠人，一见张荣爱，问长问短，很快她就发现小张有个很宝贵的认直理的犟脾气，还有一片真诚的孝心。第二天，我妻便把张荣爱认成了干闺女。1978年，她父亲冤案平反了，她还不断到北京来看我们。

张城垣从山西来京上访就住在我的办公室，他向总政递送的关于被俘人员情况的报告和重新复查处理的意见，就是在我的办公室完成的。

笔者对汪尽不忘过去老难友的高尚情操极为钦敬，我问他：你能记得由你安排食宿的人数有多少、都是谁吗?他说：能记得一些，但记不全了。后来他寄来了一份长达65人的名单，上面都有详细通信地址。为了节省笔墨，这里只记姓名。

吴成德、张城垣、马兴旺、李明山、王洪运、张达元、郝智根、张志强、邢茂德、张少华、王官虎、陈吉庆、王福安、张凤鸣、王国珍、刘有忠、张松锋、蔡德荣、史振荣、牛元袖、史守林、张荣爱、马银田、康老贵、段生信、孙才子、刘锡录、王会文、李振明、严金池、杜立身、邵俊合、邵运通、相树柏、安保元、孙振冠、王宇庆、张合顺、顾则圣、张光普、赵佐端、杨永成、何其书、钟骏骅、杨克强、张达、南阳珍、梅荣富、王书喜、吕杰、时占奎、杜鲁、李朝杰、罗节操、黄星晨、李恩荣、张克连、徐富年、周备劲、曹友、朱湘南、唐耀、朱国明、吴先义、陈敬轩。

通过这份并不完全的名单，我们可以概略知道他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在首都接待难友人数之多，对待之殷切。难友的友情是无价的，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谈及北京上访时，原一八○师的人们常常提到张杰(原一八O 师军务科长)、杜万荣(原五三八团老政委)、周根龙(原一八○师保卫干事)、余凯(原一八○师老参谋长)、北沙(原一八○师五三九团团长，后为师参谋长)、陈克难(原一八○师五七九团副团长，后为团长)、孟伟哉(原一八○师政治部宣教干事，师《战士生活报》助理编辑)等人 ……

他们都是一八○师的老同志，有的还是五次战役的参加者，侥幸从敌人的薄弱环节冲出了重围。他们很了解那次作战失利的原因和责任，因而在难友们进京上访过程中，他们都于百忙中，在可能范围内给提供各种方便。孟伟哉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支持和鼓

舞，他写的《战俘》小说，为志愿军归来者冤屈喊出了第一声。

所有的上访者，都用非常诚挚朴实的语言，感谢在那种艰难情况下接待他们的患难朋友，对他们永志不忘!

为了解决在北京的上访代表马兴旺、张城垣、张泽石等人生活上的困难通联随配，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被俘归来人员自动捐款粮票，由吴成德、南阳珍、赵国玺、王官虎、陈吉庆、门培英等负责寄到北京，有的难友把上山砍柴卖下的钱都拿出来支援上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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